特稿｜波黑欧洲新燃点？
1993年4月12日，一片兵荒马乱中，7岁的艾哈迈德·赫鲁斯塔诺维奇与母亲、姐姐和大婶一起被塞进了离开斯雷布雷尼察的联合国卡车。途径萨拉热窝以北90公里的托西奇西，他们去往了图兹拉。
彼时波黑战争已进入第二年，东部城镇几乎全数落入塞尔维亚族军队手中。群山环绕的斯雷布雷尼察是聚居的一块飞地，被联合国列为“保护区”，周边的穆族难民不断涌入。在战争进入尾声的1995年7月，一直不满联合国“偏袒”他族的塞族军队最终突袭并攻占了斯雷布雷尼察。惊恐的穆族男性逃向密林深处，但山林迷雾未能掩盖其行踪。
据赫鲁斯塔诺维奇描述，踏上那段“死亡之旅”后，他的父亲和叔叔们在距斯雷布雷尼察约20公里的森林中被塞族军队逮捕。他们被丢进一间礼堂，与一些穆族同胞一起在这里遭到机枪扫射，随后被投尸乱葬岗。几个月后，未寒的尸骨又被塞族军队挖出转移。
2012年，赫鲁斯塔诺维奇重新埋葬了父亲被挖出的残存遗骨，他选择拥抱和平，定居故乡。但就在父亲长眠地下多年后，他的思绪似乎正被一个幽灵缠绕。
1994年，赫鲁斯塔诺维奇的父亲（左）从被围困的斯雷布雷尼察寄给母亲的最后一张照片。 受访者供图
“我不敢相信现在的状况与1992年竟如此相似……我母亲当时怀着我弟弟，现在我的妻子也怀着孕。”赫鲁斯塔诺维奇对澎湃新闻（）讲述着。
赫鲁斯塔诺维奇所指，是波黑塞族共和国总统米洛拉德·多迪克的最新动向。这位长期活跃在波黑政坛的政治强人以威胁塞族共和国脱离波黑进而与塞尔维亚合并的言论而广为人知，有熟悉波黑局势的人认为他“疯话连篇”。
然而，近日他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步骤：通过立法步骤让塞族实体从中央司法、税收、军事等三族共治的波黑国家机构中独立。多迪克承诺，塞族共和国议会将在11月底之前宣布建立自己的军队和司法机构。
波黑萨拉热窝大学政治学院院长西德·图尔卡洛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认为，国际法庭已经裁定塞族共和国军队应对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负责，“从这个角度来看，塞族军队的重建将被视为是对国家存亡的威胁，很有可能导致冲突。”
斯雷布雷尼察的伤口太过刺眼，以至于人们至今不愿也无法厘清那段历史的是非。
上世纪90年代，当欧洲大陆其他地区正在应付移民带来的多元文化和身份存在等议题时，解体的南斯拉夫仿佛回到了有关封地战争与种族纯洁的历史逻辑，同一片土地上的异族彼此屠戮，与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类似的暴行比比皆是，手上沾满鲜血的不仅是塞族一方，穆族与克族同样难辞其咎。
1995年底签订的《代顿协议》“冻结”了这场战争，也塑造了波黑“一个国家、两个政治实体和三个总统”的荒谬现实。如今，在协议签署26年后，民族主义叙事错综，仇恨与芥蒂不断被建构，政客蠢蠢欲动，一个暗影似乎正试图瓦解在前南斯拉夫废墟上建立起的脆弱秩序。
“我的父亲，祖父和外祖父，四名叔叔和我的表兄弟，在1995年7月被杀害了。”赫鲁斯塔诺维奇在推特上的签名冷静地写着。正如斯雷布雷尼察这座小镇，他像是一个永远活在记忆中的人。
1993年4月，赫鲁斯塔诺维奇（右）与姐姐和怀孕的母亲离开斯雷布雷尼察后。1993年11月，赫鲁斯塔诺维奇的弟弟出生在图兹拉，他一生未见过父亲。 受访者供图
斯雷布雷尼察再也没有枪声，历史被封存在了波托察里公墓的白色墓碑群中。波黑失踪人员委员会编制的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失踪及遇难者名单上列出了8273个名字，但塞族方面一直认为这个数字夸大了事实。搜寻遇难者遗体的工作至今仍在继续，挖掘、鉴定、掩埋构成了这里沉默的日常。不过，正如当地一位帮助失踪者亲属搜寻遗体的志愿者所说，“尽管这种沉默持续着，但你永远无法称之为和平。”
2021年，在波托察里公墓，赫鲁斯塔诺维奇的父亲第二次被下葬，弟弟埃尼斯第一次与父亲“见面”。 受访者供图
“这里确实很安全，但人烟稀少。”据赫鲁斯塔诺维奇所说，大屠杀之前斯雷布雷尼察曾有3.6万人口，但现在仅有3000人左右。一些穷尽一生也未能找回亲人遗体的老人死去了，由于经济状况糟糕，不少不愿在死水中挣扎的年轻人去西方工作了。
“那些建筑和民居都是空的，就像一座‘鬼城’。周围都是房子，却看不到一点灯光。”他说。
对于斯雷布雷尼察暴行的追责依然让波黑这个“非正常国家”陷入撕裂状态。战争结束后，战时任塞族共和国总统的卡拉季奇和塞族军队总司令姆拉迪奇受到海牙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刑事法庭的通缉。审判期间，卡拉季奇始终坚持自己无罪，认为姆拉迪奇才应对暴行负责。姆拉迪奇同样拒不认罪，在2017年被判终身监禁后，姆拉迪奇提出上诉，指责对他的指控“荒谬”“可憎”，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保卫人民和国家。
在穆族人口中，这位战时塞族军官是“刽子手”和“战犯”，但背负着沉重历史前行的塞族人仍将他视为“英雄”。
今年3月的一天，一条写着“生日快乐，健康长寿”的横幅出现在了斯雷布雷尼察隔壁的布拉图纳茨镇，横幅上赫然印着多迪克与姆拉迪奇的相片——巧合的是，两人均出生于3月12日。
在塞族共和国，姆拉迪奇的海报、涂鸦和纪念碑仍然四处可见。许多塞族民众坚信，对姆拉迪奇的指控完全是捏造的，是西方支持穆族和克族人的结果。今年6月，在联合国驳回了姆拉迪奇的上诉后，波黑塞族人的抵触情绪再次达到高潮。
塞族共和国的卡利诺维克是姆拉迪奇的家乡，那里的一副壁画描绘了这位战时将军身着军装行礼的场景，配文称卡利诺维克是“英雄之城”。
“我不能接受任何判决。”来自波斯尼亚东部城镇福卡的塞族米利耶·拉多维奇告诉，姆拉迪奇对于他而言是一个“偶像”，“没有人能为他定罪，尤其是海牙法庭。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是黑帮政客操纵下国际阴谋的受害者——他是我们的人，来自这里，尊重战争规则。”
前国际社会驻波黑高级代表瓦伦丁·因兹科在今年7月结束任期前颁布了有关“禁止美化战犯和否认种族灭绝”的立法。行将离任时，因兹科访问了塞族共和国几个存在“战犯涂鸦”的城镇，还发表公开信敦促波黑地方政府从公共场所移除此类涂鸦和壁画。然而，此举引起了塞族的强烈逆反，从7月到10月，涂鸦非但没被擦去，还报复性地变得更多了。
这波也让多迪克抓住了机遇，他随即宣布将在11月底前在塞族议会通过法律，不再遵守过去由高级代表颁布的近140项立法，还扬言组建自身的军队、边境警察、税务部门和司法机关。
10月底，塞族共和国警方在波黑首都萨拉热窝市郊的亚霍里纳山举行了一次“反恐”演习——1992年至1996年，在长达1425天的萨拉热窝围城战期间，塞族共和国军正是在这里对城内进行着无情的炮击。
政治流言划破了斯雷布雷尼察的平静，人们担心多迪克的“疯言疯语”这次要变为现实。
上个月，一位村民在赫鲁斯塔诺维奇面前咒骂着这位塞族领导人，“为何不让他来棺材里看看？”这位村民刚刚找回亲人的另一半遗体，不得不挖出旧棺重葬。还有一位至今未寻得儿子遗体的老妇人询问着赫鲁斯塔诺维奇，“孩子，发生了什么？我们要再逃跑一次了吗？”
“所有人都知道界线月，三族领导人在美国斡旋下签署了《代顿协议》，波黑被确立为一个由穆族-克族主导的联邦和由塞族主导的共和国两个实体组成的国家。尽管人们尝试着说服自己与过去和解，但痛苦以一种平静的方式被不断再生产着。
步入莫斯塔尔城区中心，视线越过有着一座明亮庭院的科斯基·帕夏寺，很容易就能发现那座标志性的老桥。老桥东侧的街区早已商业化，低矮的巷间满是小商贩向游人叫卖。但细看之下，当地居民竟然将不少当年的122毫米口径榴弹炮弹壳和其他武器零件制成了纪念品，冲突的印记依然随处可见。西岸桥头上，一块石板被人写下了一行醒目标语：“不要忘记93年！”
在上世纪90年代西巴尔干的血腥战争中，处在媒体聚光灯下的往往是塞族发动的大屠杀。人们谈起更多的是卡拉季奇、姆拉迪奇等塞族战犯，却很少提及同样被海牙法庭调查的穆族领导人伊泽特贝戈维奇和克族领导人图季曼。
联合国决议1993年将斯雷布雷尼察设为“安全区”，决议要求：“交战各方都应将斯雷布雷尼察及其周边视为安全区，禁止任何武装袭击或敌对行为。”然而，实际上各方都没有遵守协议，塞族武装（VRS，塞族共和国军队）会经常向安全区开炮。而混在难民营中的穆族武装人员则频繁出动，袭击塞族哨所与平民，打完了就立刻跑路回“安全区”躲避，这种做法之后又招致塞族武装的武力报复。
按照这种精神，过去两年穆克联邦内人口占多数的穆族也选举了克族的候选人，但他得到的克族选票实际上非常少。如此结果自然让克族选民十分不满，他们希望确保只有克族人才可投票选举克族的主席团人选，也就是说必须创造一个专属于克族的选区。然而，在欧盟的观察者看来，这种做法势必会导致民族分裂的趋势进一步加深。穆族也对此表示强烈反对。
上世纪下半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欧洲历史学家托尼·朱特在1996年的主题演讲《大幻象》中作出了一个预言性的观察：走向一体化的欧盟正在将“去民族国家化”本身作为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基石，未来一旦再度出现波黑战争这种传统的民族主义冲突时，西欧将不得不就此沉默。
“波黑仍然是一个脆弱的国家，西巴尔干地区的大多数冲突也并未解决，而是处于冻结状态。”从事地缘政治与冲突管理研究的图尔卡洛对澎湃新闻指出，在整个西巴尔干地区，历史修正主义势头强劲，助长了极右翼团体和运动的崛起，这种历史修正主义趋势与南斯拉夫战争尚未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相伴，让西巴尔干地区活在过去的阴影下。
“西巴尔干地区受到各种国际行为体的强烈影响，这些行为体彼此相互冲突，也导致了西巴尔干各国内部的摩擦。”图尔卡洛表示，“一方面，这些国家太小了，以至于他们无法通过成功的外交政策与在该地区发挥重要作用的所有大国建立可预测的、务实的关系；另一方面，西巴尔干国家的民意建立在与俄罗斯、土耳其等国历史、文化联系的情感纽带和对欧盟成员国资格的务实需求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