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几件清代玉器看乾隆皇帝的“文治武功丨中国嘉德2022春秋拍卖征集明清玉
中国的玉文化在几千年的发展中，不断融入新的文化内涵，特别是在清代的“康乾盛世”，得到了爱玉、赏玉的乾隆皇帝欣赏，更是在此时期达到了顶峰。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乾隆，在一生中毫不吝惜流露出对玉的喜爱之情，在他书写的众多御制诗文中，不惜笔墨，表达了对玉器的热爱和赞美。
乾隆之世，文治武功显赫，尤以其在位之时，曾十次派兵平定边疆叛乱，取得成功，令乾隆帝引以自豪。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八十二岁的乾隆撰写了《十全记》，记述一生的“十全武功”，乾隆帝也因此称“十全老人”。在这十次战役中，平定大小金川的战役，在乾隆皇帝心中更是非比寻常。是次拍卖中，便有两件藏品与之相关。
乾隆皇帝一生吟诗作赋，妙笔丹青，更是留下了众多作品，他将这些作品以及入清以来收藏的重要书法绘画手卷下旨装帧，以丝绦缚好后，别上玉别加以固定收藏。故玉别子背面常刻有书画题名，十分考究。
清乾隆白玉“平定两金川方略序”别子（lot 2859）背部划刻并描金“乾隆御笔”、“平定两金川方略序”。根据《秘殿珠林石渠宝笈合编》（卷七）记载，在韶景轩曾存放着一卷纵一尺一寸八分（约39公分），横二尺七寸五分（约91公分）行书《御笔平定两金川方略序》手卷一卷，此件玉别推测为此手卷所用。
两金川即大小金川，地处四川省西北部，山高水险。清初，清廷设土司，颁授印信，大小金川接受清廷册封。但土司们常以朝廷名号恃强掠夺，边境不安，加之大小金川所在地理位置极具重要，远连卫藏，为求永靖边围，乾隆十一年（1746年）、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乾隆皇帝先后两次对大、小金川用兵，史称“平定大小金川之战”，特别是，第二次用兵始自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直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历时五年，其规模可谓是“十全武功”中历时最长、参与人数最多、耗尽军饷最多的一次战争，超出了其他任何一次武功。最终，两次战役对乾隆时期维护西南边疆稳定、维护国家统一起到了重要作用。
正因此，平定大小金川的战役在“十全老人”乾隆皇帝的心中意义非凡，乾隆皇帝更以多种形式来记述此次战役，如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平定两金川方略》（清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武英殿刻本）、乾隆四十一年六月旨谕供奉内廷的苏州画家徐扬绘《金川战图》、以及铜版印刷制作平定两金川得胜图册、《御笔平定两金川方略序》手卷等。
另一件，则是一件不易使人联想到会与“十全武功”相关联的一件作品—清中期 白玉猪神坐像（lot 2523）。此件作品为一猪神坐像，与常规创作不同，但清宫旧藏中亦有此类作品，查阅资料方可知此类作品的创作也与大小金川之战密不可分。
坐像玉质精白凝润，猪微微颔首，双勾菱形眼，长吻，额和鼻上琢刻皱褶，嘴部微张，双耳阔大，桃形耳垂于两侧，神态安详。猪身则仿照人形，着汉式交襟宽袖长袍，衣纹流畅，褶皱堆叠自然，一手握拳，一手持令箭，盘腿端坐。通过比较乾隆时期所制《圆明园西洋楼版画》之《海晏堂西面十》中十二生肖的形象可知，本品坐像的造型与圆明园海晏堂前水池十二生肖以水报时之亥猪的形象非常相似。
由此，也可了解到本品应由十二件生肖为一组，以拟人化的表现手法，雕坐姿各异的兽首人身十二属相，并手持各具不同象征意义的法宝，即所谓十二辰像。而这些玉雕十二辰像多制作于乾隆年间，并存世于公立博物馆及少数私人藏家中，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此类成套的玉雕十二生肖像。据钱九如先生《万年甲子盒》一文中阐述，玉十二生肖像存放于紫檀盒中，环坐围绕一碧玉方盒而置。紫檀盒的罩盖通体刻字，中心落“万年甲子”四字，十二地支环绕一周，最外两周百寿字。罩盖的十二面墙和盖内均刻阴文填金御制诗并序，御制诗题为《效仇远十二辰体咏金川事》，诗作于乾隆乙未（1775年）。乾隆皇帝曾在《永乐大典》散篇中元人仇远《金渊集》内发现有十二辰体诗，颇为欣赏，既而仿效而作此诗。乾隆皇帝一生文治武功，自称“十全老人”，歌颂其十全武功，其中攻克大小金川之战即为其中之一，由此可知，此套玉雕十二生肖万年甲子应为纪念金川之役大捷而造。
我国古代之“干支纪年法”，最早起源于商周时期，考古学者于殷墟甲骨文中，即以发现“六十甲子表”残片，六十甲子，即用十个天干符号（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个个地支符号（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配合来纪年。赵翼《陔余业考》曰：十二相属之说起于东汉，汉以前未有言之者。《唐书》载：“黠戛斯国以十二物纪年，如岁在寅，则曰虎年”。《宋史•吐蕃传》载，吐蕃首领叙事时，以物纪年，所谓“道旧事则数十二辰属日，兔年如此，马年如此”。古时的十二生肖俑，也称“十二支神俑”，隋代已出现，盛行于唐代，以后历代均有。
近期艺术品市场中曾出现过生肖羊坐像，为Marchant先生旧藏，在2019年香港艺术品专场中释出，可为参考。本件拍品即为其中之一的“猪”神，传统文化中，猪是财富的象征，在玉雕动物中亦是不为多见的种类，且本品传承有序，为香港实业家、收藏家庄贵仑先生旧藏。
香港实业家庄贵仑先生，昔为敏求精舍会员，好藏善鉴，其中陶瓷、珐琅尤为出色。力献艺术公益之事，屡次借展宝蓄。九十年代初，又以父亲庄志宸、叔父庄志刚的名义，惠赠上海博物馆，让王世襄旧藏家具，得以供诸大众，恩泽后世。
乾隆皇帝一生以这十次武功为其六十年执政生涯的骄傲，在各类艺术表现形式中表达他对这些事迹的歌颂。除此以外，乾隆皇帝更是一位好古敏求，通晓满、汉、藏、蒙等多元文化，具备浓厚艺术修养的皇帝，在万机之暇也必将玉制文房伴其左右。
笔架是书斋中不可或缺的一件文房用器，清乾隆白玉沁色山形笔架(lot 2519)呈山字形，线条流畅。器虽不大，然文气十足，古雅朴实，既是笔架山，又可兼做纸镇之用。笔架亦称笔格，为置笔的文房用具。南北朝时就已有笔架一词，唐杜甫 《题柏大兄弟山居屋壁》诗：“笔架沾窗雨，书签映隙曛。”宋鲁应龙 《闲窗括异志》：“远峰列如笔架”。足见唐宋时期，笔架已成为文房必备之物。
玉山子作为室内陈设，在清代宫廷十分流行，既有硕大重达万斤的大禹治水图山子，也有精巧雅致的案头陈设，特别是清代中期，随着和田玉的开发及大量供给，琢刻描述画意性、故事性的玉雕形式到达高峰，清乾隆玉沁色溪山行旅图小山子（lot2529）即为此类代表。本品造型小巧，玉质油润细腻，以浮雕作景，松树耸立，高士倚仗前行，小童肩背灵芝随后，刀法细致干练，木石人物层迭。加之材质本身的沁色，方显意境深远，进退幽深；古松健拔，人事悠悠。峰石嶙峋，仙境之地呼之欲出。山子背面只寥寥数刀，展示山石嶙峋，一隅之处灵芝一朵，给人以无限想象的空间，动静有常，虚实相间。
清中期青白玉雕饕餮纹双耳小瓶（lot2527）本品造型、纹样均化裁商周青铜器之礼器而来，主体纹饰于腹部刻饕餮纹，纹饰刻划精细、规矩，刀法精准，小器大样。
国有文物商店旧藏及传承清晰的藏品，一直以来受众多玉器爱好者喜爱，在此选择一二，与大家分享。
斋戒牌是古代行斋戒礼时所置警示牌。明洪武五年（1372年）令诸衙门各制作木斋戒牌，刻文于上，文为“国有常定，神有鉴焉”。后斋戒牌多刻有“斋戒”二字。清沿明制，雍正十年（1732年），雍正皇帝认为内外大小官员虽设斋戒牌于官署，但恐言动起居之际稍有懈慢，故酌定斋戒牌的样式，缩小尺寸，谕令各官员将斋戒牌佩于心胸之间，并得彼此观瞻，以期简束身心，竭诚致敬，不稍放逸。
清早期白玉大斋戒牌（lot2516）较之以往常见同类斋戒牌，不仅尺寸大，且用料厚实。无多装饰，仅以牌首镂雕花卉呈悬挂状，牌整体呈长方形，浅刻开光内一面楷书“斋戒”二字，笔体有力，刻划规矩。背面篆书“春申君”三字，春申君即楚国黄歇，他与齐国孟尝君田文、赵国平原君赵胜、魏国信陵君魏无忌，史称“战国四君子”。牌双面字口内均可依稀见朱砂痕迹。
本品特别之处，不仅如前述所提尺寸大，且制式不同，常见斋戒牌形通常以双龙环绕光素牌面，正反面琢满汉“斋戒”二字示人。本品正面依制琢刻“斋戒”汉字，反面却刻“春申君”三字。查阅资料，未见馆藏或艺术品市场中释出过相类品，仅以有限的资料推测，本品有可能是在斋戒牌即将形成定式之前，又因史载春申君虽为臣子，有治国之功，但也有僭越之举动，将其名刻于斋戒牌之上，以春申君为戒，警示后人而定制的一件斋戒牌。
明旧玉六方小瓶（lot2525）呈六方形，身随口形，造型简洁，布满沁色，古意盎然，光素无纹饰，起棱线条比例精准，琢磨圆润，由此可见制作者的精湛工艺。玉瓶虽器身小巧，握于手中却显得厚重，实为在足部处理中，保留了玉材，做平底处理而非圈足所致。适置于案头与古砚为伴，相得益彰。
元青玉瓜形洗（lot2532）为瓜棱式，外壁镂雕枝叶为柄和托，特别是底部的花蕊形托，雕琢精美，杯口花叶形象立体，瓜棱的打磨平滑准确，采取等距分割的方式，塑造成半瓜形。类似的花卉瓜果杯在元代玉器中堪称典型，还有金、银、铜鎏金等材质作品。
带饰正面中央微弧凸，以镂雕加阴线雕琢一海东青啄雁图。其中大雁展翅而飞，海东青以锐利的鹰钩嘴正啄于雁的脑上。海东青，又名鹘鸟、主要居于黑龙江下游地区，以啄大雁或天鹅为食，故当地居民饲养后可作捕杀天鹅和大雁。海东青啄雁图玉器，在辽、金、元极为盛行，图案有的作在天空中追杀状，有的作在水中搏斗状，皆生动逼真。本品来源于苏州庞氏家族后人。
庞氏家族先祖由吴江庞山分支大光乡，清初始居同里。在清代和民国期间，成为同里望族。在经营米业、电厂、轮船客运等领域创办实业，为吴江同里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其后代有从事教育者，如庞国钧、庞文模，有从事医学者，如庞京周、庞能一；有从事工商实业者，如庞元润、庞文彬、庞文熙等。其家族收藏颇丰，曾在市场中释出过古代书画专场，受到业内好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