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巴尔干半岛是欧洲的“火药桶”，那巴尔干小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波黑）算得上是这桶火药的“导火索”。
1908年的波斯尼亚危机和1914年的萨拉热窝事件直接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而1992年到1995年的波黑战争，则是二战后欧洲爆发规模最大的一场局部战争。
波黑“奇特”之处远不止这些。仔细研究会发现，这个国家竟然没有自己的主体民族，是一个在特定历史环境下被人为“拼凑”出来的国家。
更为奇特的是，这个面积不足5万平方公里，人口仅300万的小国，竟然有“三个总统”，真正实现了“一国三公”。
总统的产生方式也很奇特，并没有像一般国家，通过普选产生，而是按照国内三大民族：族（也叫“波什尼亚克族”）、克罗地亚族、塞尔维亚族，每族一个，“尽显公平”。
公元6世纪时，生活在东欧平原上的斯拉夫人开始分化成东、西、南三支，其中南斯拉夫人于7世纪左右迁移至巴尔干半岛北部定居。
当时的巴尔干半岛正处于法兰克帝国与拜占庭帝国的东西拉锯之中。南斯拉夫人也受到两大帝国的影响与统治，并接受了不同帝国文化的浸染；逐渐分化为克罗地亚人和塞尔维亚人两个最大族群。
这两大族群同出于南斯拉夫人，族群文化的共通性很强，甚至克罗地亚语与塞尔维亚语都能直接互通，在当时这种族群差异主要体现在信仰的差别上：
克罗地亚人受法兰克帝国影响，信仰罗马天主教；塞尔维亚人受拜占庭帝国影响，信仰东正教；从而使南斯拉夫人分裂成两大宗教阵营。
而正是信仰上的分歧，“同文同种”的两族成了“世仇”。公元约768年塞尔维亚建立独立国家；随后在9世纪中后期，克罗地亚也脱离法兰克帝国控制建立公国。
波斯尼亚全境多是崎岖的山地，自中世纪时就交通不便，人口稀少。因此处于塞、克两大斯拉夫族界处的波斯尼亚成为了两族的“缓冲地带”，两族对其的控制都较薄弱。这就为波斯尼亚形成独立政权和文化共同体提供机遇。
公元12世纪，一些波斯尼亚本地贵族以波斯纳河谷地区为中心，逐渐建立起独立的波斯尼亚邦国（Banate of Bosnia）。虽然国小民寡，但这无异于在塞、克两族的夹缝中撑起了一小片天地。
在几代国君的励精图治下，波斯尼亚国家发展壮大，疆域逐渐扩展到今日波黑的规模。
同时波斯尼亚利用邻国的矛盾，逐渐弱化拜占庭帝国、匈牙利王国和奥地利人等外部强国的干预，拓展国家的独立性。这使得当时人们逐渐形成了“波斯尼亚是一个独立实体”的认知。
14世纪后期，当时的波斯尼亚国君特维科一世击败强敌塞尔维亚王国，首次称王。“波斯尼亚人”的概念普遍为当地人民所接受。
要注意的是，正因为波斯尼亚是塞、克两族的边缘地带，两族在此杂居，因此在当时“波斯尼亚人”只是一个政治概念，并不是一个族群概念。
简言之，当时绝大多数波斯尼亚民众，都自认为是塞族或克族人，只是居住在波斯尼亚国家，具有波斯尼亚“国籍”而已。要想将波斯尼亚由一个“政治概念”上升为“民族概念”还需要更长时间的文化融合。
随着封建化的发展，波斯尼亚国内贵族领主割据日益严重，再加上波斯尼亚人口少且分散的弱点，进一步削弱了国王的集权能力，国内动荡不安。
而外部的强邻环伺，始终压迫、撕裂着波斯尼亚人。天主教与东正教依然在国内呈现东西拉锯状态，统治者仍然领导着一个破碎且孤立的政权，尚需更长时间整合国内资源以巩固统一。然而历史却没有给波斯尼亚更多机会——奥斯曼土耳其人来了。
土耳其人的征服阻断了波斯尼亚独立民族的形成。直到15世纪，绝大多数波斯尼亚斯拉夫人仍旧自认为自己是属于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族人或是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族人。波斯尼亚仅仅只是一个政治地理概念，而没有进一步形成独立民族。
15世纪后期，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了整个巴尔干半岛。波斯尼亚也处于土耳其人的铁蹄之下。
值得一提的是，在被征服的过程中，波斯尼亚南部地区抵抗尤为顽强，从而逐渐从波斯尼亚中分化出来，由于该地区的统治者被冠以赫尔佐格（Herzog，高地德语中的公爵称号）的头衔。
因此这一地区的名称逐渐演化成了“赫尔佐格”的转音“黑塞哥维那”，至此波黑才完全形成。
土耳其人对巴尔干各地区采取分化和因地制宜的统治策略。对于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地区，由于其已经形成稳固的民族意识和宗教信仰，土耳其人允许其保持原有信仰，只须向奥斯曼帝国缴纳宗教税，就可在天主教或东正教社区内实行“米勒特”自治制度。
但波黑地区并不一样。波黑长期处于塞、克两种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的边缘地带，其对于天主教或东正教的虔诚程度与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相比较低。
同时，在波斯尼亚王国时期，一个带有波格米勒派（Bogomils）异端色彩的波斯尼亚教会逐渐壮大，并在波斯尼亚民众中影响甚大。
显得不那么“虔诚”和“正宗”的波斯尼亚基督徒，使土耳其人看到了“同化”的可能。而波黑位于帝国西北边境的重要战略地位，也让土耳其人不得不下决心加强控制。
为此，在征服初期土耳其人就派出大量教神职人员进入波黑各地开展传教活动，吸引基督徒皈依改宗。并在波黑采取温和政策，争取民心。
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还抛出“利益”诱惑波斯尼亚基督徒改宗。皈依者不仅可以享受减免赋税的特权，还能在帝国行政、军事部门任职；拥有更高的上升空间，甚至进入帝国中枢；历史上就有多位改宗官至奥斯曼帝国的宰相——大维齐尔。在这种特殊政治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大量波斯尼亚斯拉夫人改宗为。
再者，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移民”。征服初期的波黑地区贫困、破败，人口稀少，缺少中心城市。为了充实边疆，土耳其人迁徙了十几万移民进入波黑，新建了许多城市。
同时奥斯曼帝国的宗教特权政策，也使得大量进入城市，而基督徒则被迫迁移出城市，在农村定居。16世纪，波黑首府萨拉热窝的人口占比已经达到98.7%。
到了18世纪末，波黑居民中有26.5万，25.3万信仰东正教的塞尔维亚族人，7.9万信仰天主教的克罗地亚族人。其中的群体，既有改宗教的原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族人，也有外来移民。
这些外来移民逐渐被改宗者同化，形成了一个本土的族群。他们仍使用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并保留了一些原有民族的文化因素。
同时也受到、土耳其文化影响，逐渐形成了有别于其他族群的文化特征和族群意识，成为事实上的新兴民族。但这种民族地位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并未获得官方的认可。
至此，波黑区域的族群格局由“塞尔维亚族”与“克罗地亚族”的“两强对峙”，变成了“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波斯尼亚族”的三足鼎立，一直延续至今。
周边的大国像走马灯似的改变，波黑民族格局和局势也像“城头变幻大王旗”一样随之而变。
18世纪之后，奥斯曼帝国衰落，中欧列强奥地利（后为奥匈帝国）将手伸向巴尔干半岛。与此同时，奥斯曼统治下的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希腊人等民族纷纷独立。
波黑各族也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波黑克族与同样信仰天主教的奥匈帝国存在天然的亲近感，希望与奥匈帝国内的克罗地亚人合并。
而波黑塞族则希望能与新独立的塞尔维亚王国合并，进而完成巴尔干塞尔维亚人的统一。
波黑由于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地位一落千丈，受到基督教各族的排斥，他们支持在保留土耳其人宗主权的前提下，实行波斯尼亚自治，维护的传统权利。
在之后的几十年间（从19世纪末到二战期间），波黑民族关系发生了三次明显的反转。
▲1878年的巴尔干半岛地图，塞尔维亚从奥斯曼帝国独立，波黑从奥斯曼帝国易手奥匈帝国
1877年奥匈帝国趁俄土战争爆发，出兵占领了波黑，并于1908年正式吞并。
由于共同信仰天主教，奥匈帝国对克罗地亚族格外青睐，而波黑克族也希望与奥匈帝国境内的克罗地亚人合并，形成一个“大克罗地亚”国家，双方“一拍即合”。
而奥匈帝国在波黑实行去化政策，打压传统精英，引进基督教移民等政策也引起穆族反抗。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未能兼并波黑，实现民族统一，也十分不满。原来波黑族占主导的民族格局，转变成波黑克族为主导。
一战后，奥匈帝国解体，塞尔维亚作为战胜国，成功合并了波黑及其他斯拉夫小国，建立了南斯拉夫王国。
被胜利冲昏头脑的“塞尔维亚”，在王国内实行推行“大塞尔维亚主义”，不仅拒绝了平等的“联邦制”方案，还对其他民族采取压迫、同化政策，这更加剧了波黑各民族的离心力。至此波黑的主导民族又从克罗地亚族转变为塞尔维亚族。
二战中，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法西斯灭亡并肢解了南斯拉夫王国。为了扶持利用克罗地亚本土法西斯势力——乌斯塔沙，它们将波黑与克罗地亚合并，成立了傀儡国——克罗地亚独立国。
在法西斯势力的鼓动下，克罗地亚极端民族主义暴涨，对塞尔维亚族、族进行大规模压迫，甚至屠杀。
这三次“反转”使波黑三大民族，都经历了“压迫对方”和“被对方压迫”的过程，在激化三族矛盾的同时，也削弱了其对波黑国家的认同度。
塞、克两族多向母国移民，或进一步希望与母国合并，而族由于信仰问题，长期受到排斥与压迫，进一步从塞、克两族中分化出来，更加希望获得官方认可的“独立民族”地位。
作为二战后南斯拉夫领袖的铁托，深知历史上民族矛盾与民族压迫带来的恶果。因此在他执政南斯拉夫的36年里，打压大塞尔维亚主义，缓和民族矛盾，维护南斯拉夫统一。
当时的波黑成为南联邦中6个加盟共和国之一。为了削弱分化塞尔维亚人，铁托主张将信仰教的斯拉夫人从克罗地亚族与塞尔维亚族中分离出来。
由此已经存在了近500年的波斯尼亚，终于在1973年正式被官方承认为新兴民族，当时被称为“族”，后期也被普遍叫做“波什尼亚克族”。各民族轮流在波黑执政，以维持民族平衡。
这种依靠政治强人建立的平衡，终究不能持久。1980年铁托死后，塞尔维亚民族主义抬头，各民族纷争又起。
再加上南联邦国内地区经济发展失衡，贫富差距拉大，作为最贫穷落后的加盟国，波黑克族、塞族纷纷流向本族加盟国，进一步撕扯了波黑破碎的民族关系。这也为南联邦解体后，波黑内战的爆发埋下伏笔。
1990年至1991年，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马其顿相继宣布独立，塞尔维亚与黑山两国仍力主保留联邦，这导致各方冲突加剧，南斯拉夫爆发内战。与其他各国不同，波黑由于缺少主体民族，其命运更加扑朔迷离。
波黑国内的克罗地亚族希望能与新独立的克罗地亚国家合并，于是力主波黑独立；而此时的波黑族已占波黑总人口的44%，这使得族产生了强烈的本土意识，自认为是波黑真正的主体民族。
因此也企图建立独立的波斯尼亚国家。而波黑塞族人则反对独立，力主与塞尔维亚、黑山联合，共同维持南斯拉夫联邦的“基本盘”。
1992年3月，波黑克族联合族发起独立公投；在大多数波黑塞族投票的情况下，单方面宣布波黑独立。
这引起了波黑塞族强烈不满，于是波黑塞族在塞尔维亚国家的支持下，也于4月6日宣布从波黑中独立。双方矛盾加剧，长达三年的波黑内战爆发。
战争初期，得到掌握原南联邦正规军的塞尔维亚国家的帮助，波黑塞族攻势迅猛；到1993年，塞族已经控制了波黑全国70%以上领土。此时克族与穆族武装还发生内斗，陷入混战。
塞尔维亚眼看就要控制整个波黑。欧美大国不愿看到南斯拉夫“死灰复燃”，一方面调和克族、穆族矛盾，使双方结成“穆克联邦“，另一方面，以塞族武装误炸平民为借口，发动北约介入波黑局势。
在北约强大武装力量干涉下，1995年10月，波黑各方停战。同年12月，波黑内战各方在国际社会调停下，在美国俄亥俄州戴顿市协商，最终签署了《代顿协议》，达成妥协方案。
根据《代顿协议》的原则，波黑国家具有“一个国家、两个实体、三个立宪民族”的特点。
所谓一个国家，即按照前南斯拉夫联邦规定的波黑边界确定新独立的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国家的边界，保持一个国家主体，维持波黑的统一。
两个实体，是指尊重波黑内战时期交战双方形成的客观态势，确定新国家由塞族共和国、族和克罗地亚族联邦两个政治实体组成。
两个实体各有一套完整的国家体系，包括总统、政府总理及各部、议会、中央银行、法院等国家机构；也有相互独立的武装力量。
而三个立宪民族，则是在宪法层面承认族（波什尼亚克族）、克罗地亚族、塞尔维亚族的平等地位，并尽量维护三族的利益平衡。
正是因为这一原则，波黑为了防止三族中任一族长期把持总统职位，波黑采用了集体元首制。设立波黑主席团行使国家元首职权。
主席团由三人组成，分别由族、克罗地亚族、塞尔维亚族担任。由于主席团轮值主席在习惯上也被称为“总统”，这才造成了波黑“一国三公”的奇特政治景象。
三个总统职位不仅要“按族”分配，还得“分区”选举。简单来说就是“你选你的，我选我的，互不干涉，等选好了三个凑一堆，轮流坐庄”。等选举结束后，再比较三位总统的票数多少，得票最多的就是本届主席团的第一任轮值主席。
别看波黑总统的职位设计的挺复杂，其实职权并不大。主要限于外交和财政领域，而且必须要受到议会和实体的制约。
不仅如此，宪法还规定波黑两个实体都具有一定的外交权，能够与各自的邻国建立“特殊的平行关系”，甚至可以不经过国家议会的批准。这更使波黑总统的外交权显得有名无实。
而最关键的军事权力，实际上只归属于实体，三位总统只能在实体同意下协调军事行动。甚至不经对方实体同意，不同实体的军队不得越界；实际上默认了波黑国家军队的分裂。
各族平衡的原则不仅体现在国家总统的设置上，还贯穿于整个波黑国家机构。波黑中央政府（部长理事会）、波黑国会的重要职位也根据族裔，由三族分配名额、“轮流坐庄”。
更加麻烦的是，在这个分权且弱势的中央政权之上，还有一个“外国太上皇”把持“朝政”。
根据《代顿协议》规定，战后由联合国、世界银行、北约等国际组织和美、英、德、法、俄、日等国组成波黑和平理事会及其执委会，派驻高级代表驻扎波黑，监督《代顿协议》执行情况，高级代表经过联合国安理会确认，对波黑政府行政、各级官员有干预和罢免权力，是实实在在的“太上皇”。
但这种基于“族群主权”的代议体制，背后决定政府运转的不是“人民”而是“族群”，“族群主权”不仅不利于培养统一的国家意识，反而会使三个民族继续强化其自身的民族意识，而弱化它们对波黑统一国家的认同感。同时外国势力的干涉，也不利于波黑国家意识的增长。
这种“反向”作用在当下三族人口占比中也有所体现，根据最近的人口统计：族（波什尼亚克族）占比50.1%，塞尔维亚族占比30.8%，克罗地亚族占比15.4%，其他各族占3.7%。许多塞族和克族选择移民母国，而族占比不断上升。
▲波黑2013年的宗教成分，占51%，东正教占31%，天主教占15%
波黑三民族也各有自己的算盘：克族眼看克罗地亚加入欧盟，经济起飞，希望“回归”母国；塞族则仍念念不忘“大塞尔维亚之梦”希望与母国合并。
而占比不断上升的族，“本土意识”随之增强，自认为是“真正的波斯尼亚人”，希望维护波黑统一。
波黑这个自带“散装”属性的国家如何真正实现民族融合、国家统一，尚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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